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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问题”的症结

(2008-12-31 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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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升迁

民意

考核

评判

形式

杂谈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历史的背景与原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可能出现偏差。政绩问题,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实例。

人们或许都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曾有过选拔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这在当时,对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起过较好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化”标准开始走样。“年轻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后台最重要,德才做参考”,这首流传颇广的民谣,讽刺的就是不少地方在执行“四化”标准时出现的不良倾向。“年轻化”被归结为只看年龄,“知识化”与“专业化”被简化为只看文凭,至于“革命化”,因为没有量化的标准,往往只凭上级领导的好恶而论。其实,套用一个物理学的概念,这“化”那“化”都只是一种“势能”,只有当它们转化为“动能”之时,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党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要以政绩作为考核干部的综合指标与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哪一级干部的称职与否,都要凭政绩说话。考核和选拔干部的这一新的举措,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具有科学性,也使一大批确实能够打开局面的干部得到合理的使用。

鲁迅曾经说过某些中国人对待外来的新事物的办法:不是使自己逐渐适应于新的事物,而是使新的事物逐渐适应于他们自己(大意)。其实,不仅是对于外来的新事物,对于国产的新事物,只要看看曹操首创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以后如何变味走样也就可见一般。政绩作为考核干部的综合指标和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一新的举措,也未能幸免于这样的遭遇——某些官场中人为了政绩而不惜搞短期行为,搞形式主义,以至于弄虚作假,已经不知不觉地让它“逐渐适应”于他们自己了。

于是乎,“政绩”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政绩问题”的出现,已经颇有一些时日。光是我本人所写的针砭此类时弊的文章,最早的便可追溯到十年之前,那标题就叫《政绩要过四道关》。其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短期行为。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不久前在楚雄彝族自治州调研时提出:“看待一个干部就应该既看他当前的‘显绩’,更要看他长远的‘潜绩’。” 所谓的“显绩”,是眼前,至少是任期内就能看得到的政绩;所谓的“潜绩“,则是以后,至少是任期后才能看得到的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原本无可厚非。较之于那些尸位素餐、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干部,有其积极意义。问题在于,某些领导干部说的是“造福一方”,其着眼点却不在“为民造福”。因此往往只看眼前,不顾长远;只求任期内的发展,不顾任期后的潜力。俗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真要他们作为“前人”去“种树”让后人“乘凉”,真要他们去做在他们的任期后才能看得见成效的工作,却比什么都难,倒是往往将“前人种树”的好处来个“一次性”的享用,以至“寅吃卯粮”,在他们的任期之内,不惜以糟蹋资源,污染环境做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如此这般,在他们的任期内固然“政绩”卓著,他们的任期之后,那个地方却是失去了发展的后劲。白恩培的“显绩”与“潜绩”之说,就是针对这种短期行为而言的。对于其中出类拔萃的人来说,恐怕还不是有没有“潜绩”,而是有没有“潜祸”的问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造福一方”,倒是“危害一方”。

二是形式主义。如今颇为人们厚非的各种“工程”,例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等,都在形式主义之列。形式主义只求形式,不求实效。它要的不是任期内看得到的实际成效,只是任期内看得到的浩大声势。不顾当地的实际,圈几个平方公里的地皮搞开发区,花几个亿的资金建标志性的建筑,募集民间财力(此乃“政绩工程”之“二奶”)拓宽几条马路,大概都是最为常见现象。搞形式主义的人,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考虑预后的效果,信奉“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之类的格言。他们要让别人看到的是其“善作”与“善始”,习惯以这种“善作”与“善始”的轰轰烈烈的声势为其政绩。搞形式主义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让自己所搞的“形式”打上自己的明显印记。同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张姓书记的就是张记工程,王姓书记的就是王记工程。要不然,虽让别人看到了“形象”看到了“政绩”看到了“面子”,却不知是谁的“形象”谁的“政绩”谁的“面子”,岂不也白费心血?于是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前任的“工程”还在“半拉子”的状态,后任又新搞一个“工程”。如此折腾,往往劳民伤财。所以,对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时不妨冷静观察,看看到底是“新气象”还是“新花样”。

三是弄虚作假。典型有假的,渗灌有假的,老虎有假的,只要与政绩有关,什么假的都有。当然,最容易弄虚作假的,便是虚报有关政绩的数字。“植数造零”当然比“植树造林”来得省力,无论是自然数序列之中的哪个数字之后加上一个或几个零,都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在风气不正的地方,你做这种假动作,他做这种假动作,彼此心照不宣。下达指标之时“层层加码,马到成功”,考核政绩之日“级级渗水,水到渠成”。假如哪一位良心发现不愿再假,倒会成为官场中的另类——你一缩水,岂不就显出前任之假,因此,前任会怨恨后任;你一缩水,岂不又显出左右之假,假如左右也跟着缩水,那就整个儿的都要缩水,因此,上级又会责怪下级。这“政绩”二字之上,也正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是GDP为本。可以这样说,在有些领导干部那边,从来就没有过“以人为本”的观念。为了GDP,他们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包括不惜牺牲民众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对污染企业与假冒伪劣产品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正如胡锦涛所说,“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这才会酿成山西襄汾溃坝这样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河北石家庄三鹿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事故,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政绩问题”形成现在这样一个“系列”,有其不断“丰富”、“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党内党外对于此类时弊的揭露与批判,也从来就没有间断。
 

                                       

 

表现在“政绩问题”上的种种时弊,都关系到干部的考核与选拔。无论是短期行为、形式主义,还是弄虚作假、以GDP为本,都是冲着一顶“官帽子”来的。难怪有上级领导直截了当地责问不肯再抹着良心虚报政绩的下属:“官帽子还想不想戴?”这位“上级领导”,倒在无意之中,说出了“政绩问题”的症结。

治理“政绩问题”,也必须对症下药。

要整治政绩问题上的种种弊端,首先就得在为谁当官,为什么当官,当什么样的官的问题上正本清源,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一致”到真正为人民群众求实惠奔小康上来,真正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让人民群众的思想“一致”到某些领导干部升官晋爵的需求上去,围绕着他们的升官晋爵转圈子。想当官的人未必就是官迷,官迷心窍的人却绝对不宜让他们继续当官。在动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时,胡锦涛突出强调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非无的放矢。不要以为“出发点”看不见摸不着。“出发点”是动机,“落脚点”就是效果。行动受动机的支配,从你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你的动机。弄虚作假之类的事一经发现,就应引起人们对于当事人的高度警惕;效果检验动机,更能将你的“出发点”昭示于天下。

以什么标准去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也很重要。经济建设依然是必须扭住不放的中心,但这个中心并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发展依然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这种发展也不只体现于GDP 的增长。根据党情国情世情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其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政绩问题”上的种种弊端,正是其“针对”的“现实”之一,所以在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同时特别指出:“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以此为标准去考核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必须“以人为本”。只顾GDP的增长,而不关注民生,以至不顾人之死活的不行;必须“全面协调”。只顾单一经济指标,不抓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顾社会和谐、生态平衡的不行;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搞短期行为的不行。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准校正了,“政绩问题”上的种种弊端也会逐步消失。

还有一条:领导干部的政绩由谁评判?最近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说株州市委纪委书记杨平的,说他网络反腐颇有成效,于是“得罪了极少数,赢得了大多数”。工作在纪检岗位上的杨平应是颇有政绩的好干部,但在例行的政绩考核中,这样的干部却未必就会得到好的评价,原因之一,就是大凡此类考核,往往只在干部之中进行,杨平“得罪”的干部固然只是“极少数”,“招怨”的干部恐怕就不会太少。至于他“赢得”的“大多数”,在这他被考核之时,就很难说得上话,考核一般不会在他们之中进行,考核组一般也不会去找他们。另一篇说的是瓮县原县委书记王勤:“当地干部对王勤的普遍评价”相当不错。然而,这只是“当地干部”的评价,“当地百姓”的评价恐怕就未必如此,因为王勤的特点之一,就在善于平衡干部的利益。如果没有出现“瓮县事件”,王勤的政绩考核不会太差,他在仕途之上也会一路绿灯。胡锦涛说:“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从以上两个实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也应当由当地百姓评判。干部的政绩既然体现于为民造福,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当地民众。干部既然是人民公仆,他们的去留升降也该充分体现民意。如果考核只在当地干部之中进行,当地领导首先顾及的只会是当地干部的利益;如果升迁只有上级决定,下级干部只会对上级负责。上级歪了,他们很可能会跟着歪;上级正的,他们也有可能会变着法子去欺骗上级。毕竟,欺“君”易而欺“天下”难。

当然,要真正做到干部的政绩由当地百姓评判,干部的升迁能充分体现当地的民意,从微观说,有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从宏观说,有待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卓有成效以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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