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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鲁迅的三个相通之处

(2010-06-20 21: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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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

新月

幽默

杂谈

在钱锺书一生中,有三个与鲁迅的关系不好的人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

一个是吴宓。鲁迅曾与主张复古的“学衡”派论战,这“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便是梅光迪、胡先骕与吴宓。吴宓还是《学衡》杂志的主编。鲁迅曾有《估“学衡”》一文,将《学衡》杂志的创刊号“估”了一下,使“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无言以对,又有《“一字之学说”》,说的则是《学衡》主编吴宓。然而,这个吴宓,偏偏就是钱锺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以后又曾在西南联大有过短暂的共事。

一个是叶公超。鲁迅批评“新月”社或“新月”派的文章相当不少,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而叶公超则是“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并编过《新月》杂志。按照胡适的说法,“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叶公超)头上”的。然而,叶公超与吴宓一样,也是钱仲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同事。

一个就是杨荫榆。在所谓“女师大”事件中,“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与鲁迅是直接对立的。杨荫榆压制学生,鲁迅支持学生,杨荫榆在所鲁迅的不少杂文中,都是被无情抨击的对象。这个杨荫榆,却正好是钱锺书妻子杨绛的姑姑。杨绛与钱锺书1933年订婚,1935年结婚,那时鲁迅与杨荫榆都还健在,离“女师大”事件相去不远。

按常人的思维,这些与钱锺书关系密切的人对于鲁迅的看法,难免影响钱锺书。所以,谢泳先生说“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也就不足为奇。然而,读孔庆茂所著之《钱锺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我发现在不少问题上钱锺书偏偏与鲁迅的观点甚有相似相通相近之处。

其一,关于“大团圆的结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钱锺书则说:“中国戏剧事实上缺乏真正的、作为戏剧最高形态的悲剧。儒家传统思想形成等级与正统观念,被提倡的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往往要绝对地战胜与此相左的观念。结果,中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的要领实际上只是‘诗的正义’,而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表现的‘悲剧的正义’……尤其是在结局时常常让替代性灾祸使人们软弱,带着内心的苦恼,希冀一些安慰和对善行、正义的勉励,更大削减了悲剧的力量。”(钱锺书:《中国古剧中的悲剧》,转引自孔庆茂所著之《钱锺书传》P58)

一个说的是小说,一个说的是戏剧,意思却是一样的。鲁迅说的“大团圆的结局”,当然不是钱锺书说的中国戏剧所缺乏的“悲剧”,钱锺书所谓的“悲剧”,当然也难免鲁迅说的“要使读者感着不快”,如果这还不足以表明二者的相通之处,那么,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说一段话,则直接将此二者链接在一起了。这段话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其二,关于林语堂式的幽默。

对于林语堂以及“论语派”倡导的幽默,鲁迅是很不赞同的,他曾写过不少文章,例如《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以及《“滑稽”例解》予以批评。鲁迅在《“滑稽”例解》中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10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

对于林语堂式的幽默,钱锺书也是不赞同的。他说: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是因为脸太长的缘故。/……/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说笑》,转引自孔庆茂所著之《钱锺书传》P98)

钱锺书所谓的“幽默文学提倡以来”的“幽默”,与鲁迅所说的“幽默”,无疑是同一回事,所谓的“提倡”者,也无疑是同一个人。钱锺书说的“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与鲁迅所说的幽默有“别于单单的‘滑稽’”,钱锺书所说的“弄笔墨的小花脸”,与鲁迅所说的“和真的滑稽有别”的“油滑”文人,似也正相一致。在鲁迅与“论语”派的论争中,钱锺书是毫不含糊地站在鲁迅一边的了。

其三,关于偏激与偏见。

鲁迅是“反中庸”的,他不会四平八稳,更不会貌似公允,因此常被人称之为偏激,鲁迅的见解,也难免被人称为偏见。这种“偏激”或“偏见”,在鲁迅来说,也是其不得已的。他曾说过:“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它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有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两地书》1935年4月)因为屋子里“黑”,就“连屋顶也掀掉它”,这或许是“偏激”或“偏狭”的“偏见”,然而,对于那些总想“保存现状”的“老先生”,你想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有时也真得提出“连屋顶也掀掉它”的。

对于所谓的偏见,钱锺书也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说:“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钱锺书:《一点偏见》,转引自孔庆茂所著之《钱锺书传》P100)这些“反中庸”即反对那种貌似“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一偏之见”,与鲁迅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些问题上,钱锺书与鲁迅的观点之相近相似或相通,我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各自从所经历的现实生活或所阅读的中外书籍中悟出这些道理,所谓“偏激”与“偏见”,或许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二是作为晚辈的钱锺书直接或简接地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于1923年,那时候,钱锺书才13岁,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既已读过鲁迅的《小说旧闻钞》,想必不会不读《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关于“大团圆的结局”那些话,很有可能触动过钱锺书的心灵,并溶入他的血液。至于对林语堂以及“论语”派提倡的“幽默”,钱锺书与鲁迅差不多是同时都会接触到的,鲁迅比钱锺书会来得更直接一些,因此,以上两种因素可能兼而有之。

钱锺书的文笔,与鲁迅也有相似之处。他们的笔调都很幽默,也都很深刻,以至于都被人称之为“刻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定要到说“正人君子”们“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仍感到自己“还欠刻薄”。看看钱锺书为他的《写在人生边上》及其序言,或许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

钱锺书一辈子很少提到鲁迅是事实,谢泳先生断言这是因为钱锺书对鲁迅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愿”却是有些武断。翻遍《鲁迅全集》,能看到他提到王充的恐怕只有《女吊》中的一处,说是“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提到陆游的,也只有那篇叫做《豪语的折扣》的杂文,说他“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这些都是鲁迅故乡的先贤,能说鲁迅因为对他们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愿”提到他们吗?鲁迅是从王充、陆游这些乡贤身上吸取过养分的,但他如果言必称王充或言必称陆游,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同样,钱锺书很可能也从鲁迅的著述中吸取过养分,但钱锺书如果言必称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钱锺书了。

钱锺书是吴宓、叶公超的学生,又是杨荫榆的侄女杨绛的丈夫,他与鲁迅的经历与背景有很大的区别,在情感上在气质上或许也有距离,但他并不排斥鲁迅,至少在理智上。实际上,这其实倒是钱锺书的不同凡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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