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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也有马屁文章

(2014-04-24 07: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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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汉代

歌德

祥瑞

杂谈

王充《论衡》第60篇为《须颂》。“须颂”之“须”,乃必须之“须”;”须颂”之“颂”,乃歌颂之“颂”。顾名思义,“须颂”便是必须歌颂,歌颂之对象,则是延绵数三四百年,世袭二十余代的刘汉王朝。“须颂”二字,容易使人萌发对著作者大为不利的意念,但我不想因此而一口咬定王充为“歌德”派,不想轻易断言《论衡》之《须颂》为“溜须”篇。当歌则歌,当颂则颂。是非在“当”与“不当”,不在“颂”与“不颂”。

王充作《须颂》,有感于汉代俗儒尊古卑今厚古薄今之所为,有其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于是他作《三增》(即《语增》《儒增》《艺增》,“增”者,夸大其辞也)、《九虚》(即《书虚》《感虚》《道虚》等九篇,“虚”者,虚妄虚美也)以使人明:俗儒崇古,“称圣过实”;于是他作《宣汉》《齐世》《恢国》《验符》等篇,以使人知,“实商优劣,周不如汉”。他在《宣汉》中列举种种事实:古代西北的戎狄,现在变成了中原的诸侯国;古代的裸人,现在穿上了朝服;古代光着头的人,现在戴上了帽子;古代赤足的人,现在穿上了厚底鞋。沙石地改造成为肥沃的田土,强悍不驯的“蛮子”被教化成为勤劳朴实的良民,于是责问:此“非太平而何”?他将汉与周的对比归结成三个方面:“论德化则周代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版图则周代狭于汉”,于是责问:“汉何以不如周”?从而指出俗儒“独谓周多圣人,治致太平,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如此这般,除说“符瑞”一语尚待另说,窃以为都言之成理。其“三增”、“九虚”,亦有大量事实可以证实俗儒确乎“称圣过实”。

话说回来,《须颂》篇所言“须颂”之理,《宣汉》《齐世》《恢国》《验符》等篇所载“宣汉”之语,使人不以为然者亦甚为瞩目,不可不说。由此等篇章可见,在王充眼里,“颂”之作用过大,不“颂”之害过烈。例如他说:“谥之美者,‘成’、‘宣’也;恶者,‘灵’、‘厉’也。……夫一字之谥,尚犹明主,况千言之论,万文之颂哉!”照他这么说,“明主”是“颂”出来的。颂,方才能“彰汉德于百代”,方才能“使帝名如日月”。尤其是言及秦始皇上会稽山与李斯刻石时,王充竟说:“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照他这么说,只要有“纪颂”之文,“无道”亦成尧舜。于是他为刘汉抱鸣不平,所谓“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竟将“汉德不彰”归咎于“俗儒”之“莫有宣褒”,殊不知石碑不如口碑,口碑不如心碑。无论什么时代,执政者的功德,都只能靠他们自己年复一年的励精图治积累起来;执政者的是非,也不是靠文人墨客“宣褒”就能定论,在黎民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杆秤呢。

刘汉之政,并非除了王充,便无人去“颂”。杜抚、班固、杨子云、陈仲平以至司马子长、司马相如,都曾为之唱过赞歌。赞誉刘汉前无古人的言辞,诸如“五帝之德,比汉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并非王充首创。然而,仅就客观效果而言,颂的时间过长,颂的人头过多,颂的调门过高,对于执政者未必就是好事。“颂歌盈耳神仙乐”,容易使人飘飘欲仙,忘乎所以。王充特别在意“今上”即章帝“未有褒载”。然章帝18岁即帝位,31岁便命归西天,在位之时“未有褒载”不也纯属正常?年纪轻轻的便让他“颂歌盈耳”,倒是有害无益。“颂”之无节,还极易导致“颂”之无择,连不当颂的也一起颂了。于是乎,高祖诛杀功臣,武帝穷兵赎武,也一概成了“汉之威盛”。汉平帝乃是西汉王朝的末代帝王,近王莽居摄的“平帝得三”(越常所献之雉)居然也可作为汉德的佐证,岂不荒唐?

特别让人费解的是王充对于祥瑞(或符瑞)之言说的自相矛盾。汉儒神化了刘邦,却让“太公”戴了绿帽子。王充在《奇怪》篇中评说:“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俗儒穿凿,“必以奇吉之物见而子生谓之物之子”,王充在《奇怪》篇中反问:“是则光武皇帝嘉禾之精、凤凰之气欤?”如此言辞,何等精辟。然而,王充在《恢国》篇中言说汉时“符瑞”,居然又津津乐道“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以及“光武且生,凤皇集于城,嘉禾滋于屋”,以为“论符瑞则汉盛于周”之佐证,并说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闻此怪。对于“今上”即章帝时之“祥瑞”,更是大书一笔,又是芝草,又甘露,又是黄龙,那“五本芝草”,竟然在《恢国》篇与《符瑞》篇中均有提及。以王充之睿智,却也不去想想,因为“汉德丰雍,瑞应出也”,故献灵芝以为“瑞应”以颂“圣德”者难免屡见不鲜;倘若献灵芝者不但无奖而且有罚,此“瑞”还会频频出现否?

使我感到很不舒服的还有一条,王充乐于张扬自己对于刘汉尤其是“今上”之褒颂:所谓“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所谓“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唯恐“当今”看不到他的一片忠心,言辞之间,也隐约流露因己未受重用而有“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的遗憾与到“今上”身边供职以便“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的念想。如此这般,似与反对尊古卑今或厚古薄今无关,倒与“俗儒”无异。尽管他表白自己“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却依然不能摆脱媚上邀功以至攀附之嫌,至少使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看来,被章太炎褒扬为“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之“一人”王充,也有马屁文章成为其难以抹去的耻辱,惜哉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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