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绍熙五年闫十二月（即庆元始年前一个月），“内批罢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之后，庆元二年十二月，朱熹因为赵汝愚之“暴死”不平上书而再次被诏“落职，罢祠”，庆元三年十二月宋宁宗“置伪学之籍”，庆元四年五月又有“诏严伪学之禁”，如此打击不断，到庆元六年三月，朱熹终于离开这个世界，说是含冤而死，或遭受迫害而死，都不算过分。

关于朱熹之死，史书记载：“熹家贫，故诸生自远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非其道义，一介不取也。时攻伪学日急，士之绳趋步尺，稍以儒自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引自《纲鉴易知录》）这段话言简意赅，却透露着多方面的信息：

如今某些论者，总说宋代的统治者待士如何如何，宋代之士又如何如何。其实，士之为士，也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被列入“伪学逆党”的不少是士，制造“伪学逆党”冤案的不少也是士。因为“攻伪学日急”的时势，原先与朱熹相交相知相善之“士”的各种嘴脸同样得到充分显现，有“更名他师”改换门庭的，有“过门不入”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更有落井下石，想踩着朱熹的肩膀往上爬的。表演突出的，胡纮可算一个，此公“未达”时，曾到建安去拜谒过朱熹，此时却“锐然以击熹自任”；曾“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的沈继祖也算一个，胡紘“以疏章授之，继祖谓立可致富贵”，就为这“富贵”二字，他可以言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诬朱熹“大罪有六”，称“熹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也正是他。

诚然，尽管“时攻伪学日急”，亦仍有“特立不顾者”，且不说同样名在“伪学”党籍的蔡元定与吕祖泰。元定逮捕在即而 “色不为动”，朱熹喟然感叹：“友朋相爱之情，季通（即元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论韩侂胄“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因此而挨庭杖一百，发配钦洲牢城收管。就是那些“屏伏丘壑”者，至少也是洁身自好之君子，不愿随波逐流，不肯推波助澜；就是那些前来听朱熹讲学的“生徒”，尤其是“自远至者”，也可敬可佩，很不容易——那是“稍以儒自名者无所容其身”，连参加“乡试”都要被责令写下“系不是伪学”五字的时候。

朱熹很淡定，尽管承受多种压力，仍孜孜不倦地“讲学不休”；尽管家境清贫，仍一如既往地接待“诸生”，且以“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尽管友人好心“劝其谢遣生徒”，以免增添麻烦，惹是生非，他也只是“笑而不答”，凡此种种，都可为“淡定”二字作注。尤其在病情恶化（“病且革”）临终之时，“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更可见朱熹在生死之间的从容。唯有心无旁鹜，无怨无悔者，方能达到如此境界。

韩侂冑及其党羽在庆元党禁的过程中得以步步高升，庆元四年五月加“少傅”封“豫国公”的韩侂冑，庆元五年九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庆元六年十月又加“太傅”，而京镗、谢深甫则在朱熹去世前一个月当上左右丞相，何澹也在那个时候“知枢密院事”。显然，那个时候，韩侂冑己独霸朝政，其党羽亦弹冠相庆，但他们心里并不踏实，一有风吹草动，每一根神经都会紧张起来。

朱熹即将下葬之时，就有右正言施康年进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引自《纲鉴易知录》）可见，朱熹的影响，朱熹的冤屈，制造冤案，迫害朱熹的韩侂冑之流心中是明白的，这才担心 “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即使对他们自己制造冤案，迫害朱熹的所作所为，韩侂冑之流也未必就充满自信，这才害怕“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

朱熹之死，就这样成了一个特殊的“敏感期”，要严令各地“守臣约束”，以防不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