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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党禁伪学韩侂冑敏感期杂谈 |
自绍熙五年闫十二月(即庆元始年前一个月),“内批罢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之后,庆元二年十二月,朱熹因为赵汝愚之“暴死”不平上书而再次被诏“落职,罢祠”,庆元三年十二月宋宁宗“置伪学之籍”,庆元四年五月又有“诏严伪学之禁”,如此打击不断,到庆元六年三月,朱熹终于离开这个世界,说是含冤而死,或遭受迫害而死,都不算过分。
关于朱熹之死,史书记载:“熹家贫,故诸生自远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非其道义,一介不取也。时攻伪学日急,士之绳趋步尺,稍以儒自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引自《纲鉴易知录》)这段话言简意赅,却透露着多方面的信息:
如今某些论者,总说宋代的统治者待士如何如何,宋代之士又如何如何。其实,士之为士,也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被列入“伪学逆党”的不少是士,制造“伪学逆党”冤案的不少也是士。因为“攻伪学日急”的时势,原先与朱熹相交相知相善之“士”的各种嘴脸同样得到充分显现,有“更名他师”改换门庭的,有“过门不入”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更有落井下石,想踩着朱熹的肩膀往上爬的。表演突出的,胡纮可算一个,此公“未达”时,曾到建安去拜谒过朱熹,此时却“锐然以击熹自任”;曾“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的沈继祖也算一个,胡紘“以疏章授之,继祖谓立可致富贵”,就为这“富贵”二字,他可以言朱熹“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诬朱熹“大罪有六”,称“熹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也正是他。
诚然,尽管“时攻伪学日急”,亦仍有“特立不顾者”,且不说同样名在“伪学”党籍的蔡元定与吕祖泰。元定逮捕在即而 “色不为动”,朱熹喟然感叹:“友朋相爱之情,季通(即元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论韩侂胄“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因此而挨庭杖一百,发配钦洲牢城收管。就是那些“屏伏丘壑”者,至少也是洁身自好之君子,不愿随波逐流,不肯推波助澜;就是那些前来听朱熹讲学的“生徒”,尤其是“自远至者”,也可敬可佩,很不容易——那是“稍以儒自名者无所容其身”,连参加“乡试”都要被责令写下“系不是伪学”五字的时候。
朱熹很淡定,尽管承受多种压力,仍孜孜不倦地“讲学不休”;尽管家境清贫,仍一如既往地接待“诸生”,且以“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尽管友人好心“劝其谢遣生徒”,以免增添麻烦,惹是生非,他也只是“笑而不答”,凡此种种,都可为“淡定”二字作注。尤其在病情恶化(“病且革”)临终之时,“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更可见朱熹在生死之间的从容。唯有心无旁鹜,无怨无悔者,方能达到如此境界。
韩侂冑及其党羽在庆元党禁的过程中得以步步高升,庆元四年五月加“少傅”封“豫国公”的韩侂冑,庆元五年九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庆元六年十月又加“太傅”,而京镗、谢深甫则在朱熹去世前一个月当上左右丞相,何澹也在那个时候“知枢密院事”。显然,那个时候,韩侂冑己独霸朝政,其党羽亦弹冠相庆,但他们心里并不踏实,一有风吹草动,每一根神经都会紧张起来。
朱熹即将下葬之时,就有右正言施康年进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引自《纲鉴易知录》)可见,朱熹的影响,朱熹的冤屈,制造冤案,迫害朱熹的韩侂冑之流心中是明白的,这才担心 “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即使对他们自己制造冤案,迫害朱熹的所作所为,韩侂冑之流也未必就充满自信,这才害怕“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
朱熹之死,就这样成了一个特殊的“敏感期”,要严令各地“守臣约束”,以防不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