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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反贪的小型决策会议

(2015-08-27 07: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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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间

除恶务本

左都御史刘观

明宣德年间,朝臣贪浊成风,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宣宗皇帝为此忧虑不安,与杨荣、杨士奇商议对策。他问杨荣,如今的贪官污吏,贪名最大的是什么人?杨荣回答说:谁也比不上左都御史刘观。杨士奇说,御史的职责在于整肃百官,都御史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幸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之。宣宗皇帝说:除恶务本,但谁来代替刘观任左都御史呢?杨士奇和杨荣都推荐了京兆尹顾佐,说他治理京城“廉公有威”,能“禁防下吏”而使“政清弊革”。于是做出了任顾佐去刘观肃贪浊的重要决定。

这是一次以反贪肃贪为重要议题的小型决策会议,言之及义,议之有决,其“义”其“决”的核心内容就是“除恶务本”。如果当时也有媒体发表会议公报,这次会议是很有一些东西值得称道的。

面对着朝臣贪浊、请托贿赂公行无忌的局面,往往会有这样两种表现方式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一是不敢正视现实,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只以现成的套式“极少数”、“极个别”一言蔽之,于是做出一些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决定;二是眼前一团漆黑,看不见一丝希望,于是自认无力回天,索性得过且过,放任自流。从上述史实可知,杨士奇和杨荣以及宣宗皇帝全然不是如此,“除恶务本”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除恶”。他们既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自认无力回天,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这种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态度,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任何时候都说贪官污吏只是“极少数”、“极个别”,这不符合事实,但贪名最大,影响最坏的,倒确实只是“极少数”或“极个别”。“法不责众”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惩罚这样的“极少数”或“极个别”。执法犯法,让贪污犯去当反贪局长,这贪浊之风就无论如何也刹不下来。御史和有司大概就是反贪局长一类的角色,抓好这一条战线的肃贪工作,乃是肃贪的关键。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左都御史刘观,却是贪名最大的贪官,其负面影响之大,更是不言而喻。杨荣、杨士奇以及明宣宗抓住了刘观这个“极个别”,可谓是抓住了关键的关键。因此而说这是“除恶务本”,也是言之成理的。

这次小型决策会议决定采取任顾佐去刘观的组织措施也很值得称道。谁贪谁廉,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顾佐任京兆尹期间,尽管大环境贪浊成风,却能在他管辖的小环境中有所作为,于是“廉公生威”,“政清弊革”,这是有目共睹的。用这样的清廉之士取代贪官刘观当左都御史,不仅在道义上弘扬了正气,而且在组织上保证了倡廉肃贪。“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此乃为政之大忌。能够断然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也体现了决策者反贪肃贪的决心和气魄,向世人表明他们的“除恶务本”并不是一纸空文。

毋庸讳言,明宣宗的“除恶务本”,也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应该说,反贪肃贪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任顾佐去刘观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风。明宣宗之后,贪风一代烈于一代便是证据。然而,在尚未建立权力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反贪肃贪并非就一无可为,从这一点看,任顾佐去刘观仍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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